日前，上海战略所发布研究报告，提出了一套评估国际大都市产业数字化水平的评价模型。按这套评估模型对年国际大都市进行排名，前五位分别是深圳、首尔、东京、新加坡、北京，均为亚洲城市米乐·M6(China)官方网站。上海排名第六。

　　研报中，上海战研所解释了模型的评估逻辑，重点在“支撑”和“绩效”2个维度，指出：产业数字化水平一方面取决于城市数字化基础设施完备程度，以及数字化发展所需的各种要素，如资本、人才、技术等的投入；另一方面体现在具体产业领域实施数字化转型所取得的绩效（成效）上。

　　支撑：一是硬件部分，如网络设施和通讯实施等设备的智能化和便捷高速化是产业数字化的硬件系统，能有效地支持和服务于制造、金融、商贸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二是软件部分，主要指构建有助于数字化转型的资源要素，如ICT投资、数字人才、数字技术等。

　　在评估样本的选择上，上海战研所将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与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SUTD）联合发布的《2020年智慧城市指数报告》中的前100位城市，以及罗兰贝格发布的《2019智慧城市战略指数》的前15位城市作为备选城市。依据能代表国际大都市产业数字化最高成就和未来趋势以及与上海有一定可比性的原则，选取20个国际大都市作为样本城市。

　　分别是：北京、上海、香港、深圳、东京、新加坡、首尔、孟买、迪拜、纽约、多伦多、伦敦、巴黎、米兰、马德里、阿姆斯特丹、慕尼黑、莫斯科、墨尔本、约翰内斯堡。

　　为确保权威和准确，评估所使用的数据均从国际大都市官方网站、智库报告和国际机构的公开数据库中采集。依评估模型，最终得出最终排名如下：

　　上海战研所进行该评估，重点在于摸排国际大都市产业数字化转型的现状，并诊断出上海的国际方位和存在的优势与短板，以促进上海产业数字化转型革新与发展重塑。按上海“十四五”规划，至2025年上海数字经济增加值要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

　　1、ICT投资GDP占比第一，根据测度数据，2022年上海信息技术相关的新型基础设施投资额占GDP比重高达7.87%，位列首位，高于北京（7.80%）、深圳（5.68%）、新加坡（4.11%）和阿姆斯特丹（3.93%）等城市。

　　2、数字化基础设施完备，2022年上海5G发展综合得分为29.26，排名第6，仅次于伦敦（31.71分）。

　　3、上海数字研发能力优势显著，2022年上海信息技术专利的申请量约为401件，位列第5，高于纽约（347件，第6）、新加坡（233件，第7）、伦敦（173件，第10）等城市。

　　4、短板上，上海数字人才要素仍有提升空间。根据2022年QS世界大学排名，计算机专业前150名的院校中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2家上榜，计算机专业实力分值约为87.23分，在20个国际大都市中位列第7。

　　绩效方面，上海排名第五，落后于首尔、新加坡、迪拜、深圳，但领先于东京、纽约和香港。影响排名的lsgx，上海在工业机器人密度（第5）、电商指数（第9）两个领域进入前10强，表现出明显优势，但在金融科技指数（第13）上相对落后。

　　1、上海电子商务成果显著，电商指数为101.09分，位列第9位。上海凭借一流的营商环境，吸引了一大批优质电商平台聚集，如淘天、京东、拼多多、网易等企业。这些企业涵盖消费电商、产业电商、生鲜电商、私域平台等领域，发展势头迅猛，形成独特产业优势。

　　2、上海制造业数字化优势显著。工业机器人使用方面，上海重点产业工业机器人密度达到424台/万名工人，位居第5。纽约的工业机器人使用密度在316台/万名工人，上海比其高出34%左右。

　　3、短板上，上海金融科技水平有待提升，2022年上海金融科技指数13.14分，最高的伦敦58.01分，其次纽约45.70分。原因，一方面米乐·M6(China)官方网站，上海金融科技龙头企业数量偏少。2022年IDC金融科技企业25强上海没有企业入围。另一方面，金融科技企业整体能级偏低，不及北京、香港。

　　其一，上海应该大力实施基础设施更新进化工程，一是网络基础设施应提档加速；二是算力基础设施纵深发展。

　　其二，上海需要打造多层次、高品质数字要素支撑体系。一是全力打造多层次人才数字供需体系；二是打造产业数字化的底层技术优势。

　　其三，针对不同行业制定提升数字化水平的差异化战略。一是针对制造业，构建“链主”平台、智能工厂、超级场景、创新生态“四位一体”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发展体系；二是针对电子商务产业，鼓励模式业态创新；三是针对金融业，实施金融数字化行动计划。

　　其四，提升数字经济营商环境。一是提高市场准入便利性，拓宽数字服务准入门槛，提升行政审批效能，规范数字平台服务；二是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完善网络平台治理，强化恶意软件监管，加强数字知识产权保护，保障线上线下公平竞争，打击网络欺诈等犯罪行为；三是提升政府联合监管与服务能力，改变属地监管的模式，加强部市联动与异地协作，减少地方之间的政策差异性，降低全国一体化运营壁垒；四是增强法规和标准的适应性，推进国内规则和国际规则有机对接。